屈原研究

蒋泽新

（一）

屈原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第一位大文豪当然要首推屈原，从司马迁著史至今，屈原因政治忧愤而投身汨罗的故事就一直广为传颂。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明于治乱,又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 屈原积极辅佐怀王，对内主张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更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从而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最终在创作了离骚等大量优秀诗篇后悲愤辞世。

屈原的悲剧引起无数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之同情和感慨，于是从两汉时期屈学开创者贾谊、司马迁、班固、扬雄到宋代以降的朱熹、王夫之、戴震等；乃至近现代的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钱穆、游国恩、姜亮夫等前辈竞相涉足，研究成果甚颇，而肯定屈原的伟大爱国精神，是学术界基本一致的意见。去年楚辞与楚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年会在荆州召开时就有来自全国的100多位专家学者，所以笔者常想，我们这些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没有浑厚旧学根基的晚辈，要想再有较大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闲来之时兴之所至，有机会搜集研读了一下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有关屈学研究的论文、论著，却深感屈学领域还有不少千年之迷尚待破译，如促使屈原怀石沉江的直接原因就有几种不同说法。有人认为屈原是死于谋杀，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他的政治宿敌令尹子兰、佞臣靳尚等许多人都有谋杀他的嫌疑。还有人如原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政协委员吴郁芳先生则认为屈原是因爱上楚怀王的宠妃郑袖而被害，根据是屈原写过大量的情诗，并且用女神的名字作为代号，如“少司命”、“湘夫人”、“云中君”和“山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湘夫人”，因为屈原在诗歌里对这个女子投入了非比寻常的钟爱和迷恋。从诗中可以推断，此女美貌惊人，而且比屈原拥有更高的地位，是位已经出嫁的、受道德礼教制约的女人，她不能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跑到荒郊野外与其秘密幽会；其标题“湘夫人”中的“湘”代表楚国，“夫人”就是妻子。对照王宫里的所有有身份的女人，符合“湘夫人”这四个特征的只有楚怀王的宠妃郑袖。于是在屈原与其宠妃的暖昧关系被怀王知道后，促使他以政治名义放逐屈原，使他再也无法与郑袖见面。十几年后，楚怀王死在秦国，为防止屈原与郑袖的关系卷土重来，楚国王室遵照楚怀王的遗命，派人对屈原进行了捕杀。追杀事件的发生地就是今天的汨罗江，兵士们最终在江边抓住了屈原，将他刺杀后装进袋子，捆紧了之后压上石块投入江心，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有百姓目击了这一谋杀过程，但在当时的暴政下他们不能说出真相，于是导致了“端午节”的起源：在纪念另一个楚国英雄伍子胥的日子（五月初五）里，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用赛龙舟隐喻当时追杀屈原的激烈场面；用包粽子来委婉地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实。糯米饭象征着屈原的肉体，粽叶象征着装他的袋子，粽丝象征着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里，则象征着屈原被淹死的真相。所以，人们把纪念屈原的日子称做“端午节”的原因就很明显了：“端”，就是端正、澄清之意；“午”则是“忤”的通假字，也就是指违反真相的谎言；端午节，就是澄清谎言的日子。热爱屈原的人们希望通过这个日子，让后世的子子孙孙有机会重睹屈原遇难的情景，只是这些隐晦的暗示后来演变成华丽的节俗。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可以说屈原最终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牺牲品而已。

不过笔者以为这两种说法虽然也罗列了不少论据，可从根本点上并不具有说服力。第一，固然屈原的政治宿敌令尹子兰、佞臣靳尚等许多人都有谋杀他的嫌疑，但问题是屈原已遭贬放，除非有极特殊的原因，否则他们没有必要再去杀害这个在政治上已经毫无指望的人。第二，认为屈原只不过是秘密爱情的牺牲品虽不无道理但有些过于离奇。因为从屈原的诗歌里我们读到的是大量这样的词句“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至死不忘“皇舆”“民生”的屈原，个体政治理想的幻灭、忠君的梦魇和对楚国命运的担忧纠缠着他，日复一日的焦灼、苦痛与恐惧累积起来，终于爆发成那首汇集了170多个问题的愤激怨怼的《天问》一诗：“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王夫之认为“言虽磅礴，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则兴，无道则废。”（《楚辞通释·天问》）。由天道到人道，由宇宙到政治，这便是屈原政治悲剧意识的思维路径。诗句里一而再、再而三闪烁的，依然是屈原心系楚国的一往情深、政治理想的澎湃热情和对政治悲剧的无限怅惘。这里表现的只有屈原对楚国形势的危急，对楚国国祚的担忧，以及怀疑天命的思想，哪里有丝毫秘密爱情的愫结。因此笔者以为还是司马迁对屈原的认知是正确的，他是这样评价屈原的：“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在司马迁看来，屈原的思想主要是忠君、兴国（爱国）和哀怨。所以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屈原眷恋故土，力图振兴楚国的爱国精神，另一方面又强调屈原心系心怀王，“竭忠尽智”的忠君观念。他既赞叹屈原对君王的效忠，同时又尖锐地批判了他的效忠对象，反映了司马迁作为进步史学家的秉笔直书精神。作为“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家，司马迁清楚地知道，屈原依靠怀、襄这样的国君根本不可能实现其“兴国”的理想，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中曾感慨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并说：“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既然楚王昏聩，徒留无益，况且“岁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迟暮”，何不趁春秋年盛之时周游列国，说不定还能碰到知遇之明主，一展怀抱？

其实屈原也并非没有过这种思考，在《离骚》中他也曾流露过：“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那一刻，却看见了楚国大地“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于是“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于留了下来，因为他舍不得他深情眷恋着的多灾多难的祖国。然而最终是什么心境促使他在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中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滔滔江水呢？仅仅是因为当顷襄王十六年，顷襄王与秦昭王鄢陵相会的消息传来而对楚国的绝望吗？笔者以为一些先贤只从这点着墨，似乎还缺乏更强的说服力，这才导致了后来暗害论、谋杀论的出台。从心理学上分析，人只要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希望就会去争取，而不会选择死亡。只有当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又缺少情感的支持，才可能会走向自杀之路。因此，此时屈原虽已对楚国的未来有了不祥的预感，但那时他还不可能预见到曾经是泱泱大国的楚国将变成秦国的一座郡县，楚先王筚路蓝缕所创的功业将毁于一旦。他还寄望楚王身旁他的那些弟子或同志能劝谏楚王改变心意，使自己有重返朝堂，再展自己政治抱负的契机：“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他所寄予这么大希望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历史已将之尘封，几不可考，难以确证，不过从司马迁的著述中可以查究出一点蛛丝马迹，《本传》中讲：“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由此可知，屈原原本抱希望的或许就是宋玉、唐勒、景差这几个人。应当说这几个人对屈原的政治见解或者基本支持，或者比较认同，起码是不持反对态度，可以说屈原是引他们为同志，至于他们是否为屈原的弟子或学生，从汉代开始就已成为一个谜。一是因为关于他们的生平记载，史料奇缺；二是因为汉代史籍记述各异。不过仅与司马迁相距百余年的王逸却在《楚辞章句?九辩》中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就是说宋玉是师从屈原的弟子，晋代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也说：“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明代归有光所辑《鹿溪子》记载：“姓宋，名玉，字子渊，楚大夫屈原弟子也。”郭沫若在历史剧《屈原》中，也将宋玉描绘成屈原的学生，由此可知，宋玉最有师事屈原的可能。宋玉在楚国曾做过“大夫”，唐勒、景差也都做过楚王的侍臣，西汉刘向的《说苑》的第七卷政理篇里还说景差曾做过郑国的相国。然而宋玉、唐勒、景差与屈原有许多不同，他们既没有屈原那样的出身，也没有屈原那样的地位，更没有屈原那样怨愤和直谏的精神。因此他们并没有给予屈原所企盼的帮助，而是相反，纷纷以文学侍从的身份随顷襄王出游，即兴作赋为顷襄王助兴取乐，鲁迅在《屈原与宋玉》文中这样评价宋玉：“《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因此当屈原日复一日的焦灼、苦痛与恐惧在不断地累积，深感“登高吾不悦,入下吾不能”无路可走的景状时，这样的消息传来就更如同一块石头压碎了屈原对人性的最后寄托与希望，他愤激地质询这些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于是。屈原虽然走到了那个时代的前面，结果却成了最孤独的人。这些他引以为同志的人或弟子的离心使屈原心底存留的“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的一丝幻念被无情地粉碎，他此时已清楚地意识到明君贤臣共兴楚国理想再不可能实现。于是与其多余，不如以它最后的脚步去追随圣贤的遗训，以最后的重量去捍卫“道”的尊严，所以当屈原从原先“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满腔热望到意识到这可能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像，最后再到决心以死抗争：“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按《竹书纪年》记载：“殷末彭咸，谏纣不用，投江而死”。终于决心以一死来直面自己的同时也是楚国的政治悲剧：“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以死问生，维护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可惜这个重要原因一直未为人所明确认识。

（二）天问何不提炎黄？